南蒙古地方政府关于上访事件及对策

2008年9月23日

  Tergel

  １、中国政府90年代末开始为了有意达到GDP的硬指标，开始把提高GDP的提高指标设立各层官员的责任状，高层官员把这个指标强加给基层官员的政绩任务目标之一。就是如果谁要是喜欢当官，谁就必须努力提高其地方的平均GDP提高到10%左右，必须跟中央政府下发的GDP数据相近，否则就要他的乌纱帽。结果自治区以及各盟市官员就更提高警惕，给下级官员发号施令。为了提高GDP，开始了不择手段地提高GDP的运动。不管是高层领导还是基层领导，首先想到的是圈地，搞工程、搞建筑、美化城市、修建高楼大厦、能修建什么就修建什么，一方面提高GDP，另一方面自己又捞钱，政策和官员的欲望不谋而合。差不多修建完了以后开始了出卖土地运动。开始出卖土地以后地基价钱高涨，随着房地产开始涨价，搞得没人买房子而且能买房子的都买了，能开采的地方也差不多开采完了，没什么东西挣钱了。前几年开始不管是做什么，只要政府能提高收入搞什么项目都行，万无一失。同时加大了各种税收，又加了个乱收费，曾经的社会公益性机构的学校、医院也变成了提高GDP的机器，这种荒唐的事情也能发生了。 蒙古自由联盟党，www.lupm.org

　　利用城市土地以外还利用农村牧区土地挣钱，卖给商人，中间挣钱。随之而来的中央政府下达命令不能收农业税、牧业税，学校不能乱收费、九年义务教育等逆反政策下，当地官员提高GDP项目的范围越来越小了。

   每年提高10%的GDP是个很荒唐的事情，可是各级官员死活不想失去自己的乌纱帽，宁可不顾百姓死活，他也不想放弃乌纱帽。中央政府也是如此，宁可等百姓出来反抗、宁可用武力打压、或者利用黑社会打压百姓，也不放弃自己的政权。尤其是基层官员与黑社会勾结，白天利用黑社会、晚上利用便衣警察打压百姓的事情比比皆是。

　　中央政府一方面为了社会稳定，想办法糊弄一天算一天。去年秋天开始除了解决上访民众的新措施———上访之事就地消化。就是说哪里出来访民，往北京来，必须哪里的官员自己领回去就地解决或者消化。所以去年开始各层官员安排信访办，劫持火车、劫持汽车班车、劫道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整个社会处于混乱状态，政府捣乱百姓的生活，不让百姓好好种地、放牧。

　　中央政府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又下达命令给农民解决粮食补贴、油价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土地补贴、房价补贴、物价高涨补贴等等，他们也知道下级官员的提高GDP而“难产”的事情、也明白下层官员为了糊弄他们从百姓身上“拔毛”之事，所以在媒体面前说这几个项目的资金必须送到百姓手里。百姓呢，从媒体上知道中央政府和自治区政府为了百姓“排忧解难”提出了“好政策”而高兴，不发生什么暴乱，每天等待那几个钱的顺利到来。可是“好事多磨”，那几个钱一到盟市、旗县政府手里，他们都有了“见不得钱”的恶病，想方设法把那几个钱揣到自己的腰包里。可是上级又明明规定把那几个钱必须如数送到百姓手里，还检查百姓的那几个钱到手里没有，这样“上下盯梢”的情况下，他们跟各科局、乡、苏木官员“联手进行贪污之战”，乡、苏木的官员是他们的狗腿，必须听旗县领导的口令去腐生，所以上级官员不断给乡苏木领导“念紧箍咒”，让乡苏木领导使劲跑腿。村干部呢，不是前几年那样的上级排定、或者上级选定，而是好赖也是民选的，必须站在嘎查、村的民众的利益立场上，村干部不为民说话，次日就要被村里罢免的可能。村干部被夹在互相对立的双方之间。

　　这样尴尬的情况下，旗县的官员，利用公安局、派出所查户口，哪个村的谁谁在旗县里当“国家干部”、当公务员、当教师等等，就是哪个村的谁谁“怕我的乌纱帽”，查到以后立即出动人马，利用那个所“怕他乌纱帽的人”一起出战场，去说服百姓、让亲戚之间闹矛盾，如果不听党的话就要停发这位找到的人的工资、或者取消他的公务员、或者取消当老师的资格等等“酷刑”来威胁百姓。反正你给钱或者签字就要放你们的“人质”，就这样卑鄙、可耻的手段抢钱的呢，这就是今天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政府干的事情。

　　以前并不是没有干过，文革时期，父子划清界线、母子划清界线、夫妻划清界线，互相批斗，互相敌视，让故意产生矛盾杀死民众的事情很多很多。经历过此事的那一代人还活着呢，那就是活生生的证见人。

　　很多专家估计，这样的时间不会太长，可是社会的动荡不安、人心不稳、道德沦丧、强盗横飞的时候也许持续很长时间，过几年社会更黑暗，政府更黑社会化。

　　　2、据了解，今年春天以来，哲里木盟（中共说“通辽市”）、昭乌达盟（中共说“赤峰市”）、兴安盟等地区不少蒙古族农民、牧民跟苏木、旗县政府对峙，掀起反抗举动。2006年在科尔沁左翼后旗黑五家子嘎查（HaranTabunGer）发生《农民反抗当地政府》事件以来，不少地区发生农民与政府的冲突、政府非法抓人、非法威胁、非法关押、利用黑社会打压等等事件每天发生。通辽市政府跟所有律师事务所强制性进行写“合同协议书”，不得受理访民案件，劫持了律师队伍,使百姓进一步无话可说的黑暗状态。科尔沁左翼后旗的茂道图苏木达西穆勒（Dashimel）嘎查、奥仁艾里(OroinAil)嘎查、白音宝力格嘎查，阿都沁苏木的宫胡都嘎(GuunHudog)嘎查、伊和浩坦塔拉(YehHotintal)嘎查等很多很多地区。政府背叛了自己所规定的法律，堵断了百姓的生存之路，让百姓自己站起来反抗政府的运动屡屡发生。

　　３，虽然来自南蒙古地区的海外留学生以及海外从业者不少，可是对于百姓面临的水生火热情况无动于衷者属于多数，袖手旁观者更多。南蒙古人们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像样的媒体，更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记者，每年从海外回家探亲的学生也不少，可是真正为民众、百姓某想的学生极少数。尤其在日本的大多数留学生埋头打工、置之度外，已经学到“高顶”的长辈知识界，不是投共“合作研究”就是找“自己立脚”，回避南蒙古的现实社会。虽然人民党、自联党呼吁人们团结起来一起反抗中国政府的对于南蒙古的所作所为，可是大多数人们还是无动于衷。

　　４，大多数海外南蒙古学生，他们在产生人生观、世界观等价值理念时期（１４岁－１９岁）所接受的教育，都属于共产主义教育或者汉文化教育，对于蒙古族历史观、民族观、以及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个人自由等方面的教育几乎没有，极少数人们受到民族自尊等家庭教育。他们不相信家长的话，而死信老师的话、死信教科书、死信ｃｃｔｖ的报道、相信人民日报、相信内蒙古日报。结果产生的知识结构大有问题，对于世界、对于中国、对于南蒙古、对于蒙古族的问题上大大以中国政府所宣传的内容来依据，往往失去了很多属于个人的观念，而且不服气任何人、不服气任何海外宣传，产生了服气中国、服气中国政府的畸形人格。而且随着中国政府的“一切向钱看”的舆论引导之下，产生了“自己有了钱，以后什么都好办、有钱就有一切”的恶性人生观。往往没有明白“有钱买不到新鲜空气、又买不到干净饮水”的起码道理，更何况人的基本尊严、人权等理念从他们远远离开了。
　　出来海外时间比较长，并知道了南蒙古的社会危机、专制政权的残忍等已经用西方文明“洗脑”的知识佼佼者，漂流海外、找自己的落脚点，找自己的“安全地带”，不去做年轻一代的启蒙工作，又不去跟两党（内人党、自联党）合作，失去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民族责任。作为领头的内人党和自联党，除了经济、人才的困境以外，又不断遇到中共的瓦解、收买、内部产生矛盾、侮辱、墨黑等等可耻对策。另外还有近几年中共利用舆论界，雇用网络舆论向导员，时刻误导或左右海外几个蒙古族论坛、谈话室，分散蒙古族的凝聚力等等现象，对于南蒙古的未来问题带来了严重复杂性。

　　对于南蒙古的问题居然有很多复杂和艰难，可是希望人民党和自联党不会失去自己的理念和责任，继续为蒙古族的解放、独立、自决而努力。作为领袖的继续利用明智的慧眼，勇敢地领路为盼。

　　网上所流行的发展经济来承救蒙古民族、发展文化来承救蒙古民族、发展民族教育来承救蒙古民族之言论，属于回避现实的、分散人心的、不合乎逻辑的想法，或者属于谬论。如果我们所面对的政权不是共产专制，而是民主政权；所面对的大多数人不是汉族，而是其他民族的前提下，用经济、文化教育来承救一个民族的说法当然有可行性，很遗憾的是我们所面对的恰恰是汉文化为基础的共产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