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斥并分析通辽市副市长道尔吉的“答记者问”

Tergel

2008年10月7日

原文报道：

道尔吉就开创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答记者问
―――摘自2008年9月8日《通辽日报》

    近年来,我市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不断推进全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全市呈现出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团结和谐的可喜局面。全市先后有294个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受到自治区表彰奖励，有30个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受到国家表彰奖励。面对当前良好的发展态势，如何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向一个新的水平，更好地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近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道尔吉。蒙古自由联盟党，www.lupm.org
问：如何把握来势，进一步加大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力度？
答：我市有40个民族，居住着310完人口，少数民族人口158万，其中蒙古族人口147万，是全国、全区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这一基本市情决定了民族关系始终是我市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民族团结始终是我市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目前，世界局势复杂而多变，民族宗教矛盾和冲突此起彼伏。国际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从未放弃，不仅支持和纵容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而且在国际交往中利用民族、宗教和人权等问题牵制我国。我市是一个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多种宗教并存的多民族聚居区，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历来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进行渗透的重点地区，反对分裂、抵御境外敌对势力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民族工作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民族问题以社会生活中一些深层次问题相互交织，引发矛盾的因素有所增加，处理民族问题的难度随之加大。我们必须从加强党的执政指正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从维护祖国长治久安的高度，大力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工作，大力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基本知识，努力在全社会营造以维护民族团结为荣，以损害民族团结为耻，以维护国家统一为荣、以危害国家统一为耻的舆论环境。…………

驳斥并分析通辽市副市长道尔吉的“答记者问”

1， 道尔吉先生及体制内的蒙古族干部的角色

    道尔吉，蒙古族，1956年12月出生，籍贯科左后旗， 1976年9月入党，1980年1月参加工作，大学普通班学历，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蒙文系毕业，现任通辽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通辽市副市长。
    他是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科左后旗）出生的一位蒙古族人士。科左后旗是南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做多旗县地域之一。按着官方介绍“科左后旗现有40.2万人，聚居着蒙、汉、回、满、朝等19个民族，其中蒙古族占总人口的73%，在语言交流方面，使用汉语和蒙古语两种语言，50%蒙汉兼通;在公文写作、室内外用文、行政企事业单位服务、法庭诉状、电视新闻联播等方面蒙汉语并行；在干部使用方面，50%以上的科局级干部会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交流和服务” 等等宣扬。
    在共产主义体制内的很多“民族干部”一样，道尔吉从小受过蒙古语授课教育，上了大学以后，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汉语写作、演示的同时接触了官方的奴化引导，在班主任、系主任、系书记的共同“关怀”下，接触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学（内蒙古民族师院，今天的内蒙古民族大学）当了团书记（1981年1月—1989年4月），同时兼任蒙文系的政治辅导员。大家都很清楚，1981年在南蒙古地区发生了学生运动，其中民族师院蒙文系若干学生和教师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道尔吉先生恰恰属于这些运动时，给中共管理阶层提供了学生信息、揭发教师们的举措，跟中共保持一致、“立场坚定”，可以说他在不同程度上出卖了蒙古民族的利益。他从一个很敏感的系（蒙文系）的政治指导员，到达了大学团委书记，其间他懂得了跟官僚阶层合作、“听他的话”，对于自己有利益，可是往往没想到以后的日子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后来他进一步“发展”担任了哲里木盟团委书记、扎鲁特旗旗长、兼任副书记、哲里木盟民政局局长兼任党组书记、通辽市民政局局长兼任党组书记、通辽市常委副书记等等狗官“俸禄”。当局看到了他对于党的利益和立场很坚定。而且关键时刻能“靠得住”，让他挣钱、让他腐败，把他安排了“发财之地”—-旗长、民政局等要害部门。等到让他该得的“利益”得了以后，重新让他“发挥”，当了官僚阶层的“话筒”，给蒙古族民众发送信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敏感话题的讲话。这些事情对他本人来说，一方面进一步得到上级官员的“信任”，另一面为“更上一层楼”而打好“坚实的基础”。
南蒙古地区的所谓的“民族干部”的培植和养成都是这样的过程。新疆、西藏的所谓“少数民族干部”也是不例外，都是用一个流水线培育出来的怪胎。我们对于这些官僚阶层的“民族干部”不要抱任何幼稚的希望，有些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年轻的蒙古族人士们，经常说“如果要是我担任领导的话对于蒙古族怎么怎么样”、“蒙古族民族干部应该怎么怎么样”等梦一样的“希望”，可是往往不明白那些所谓“民族干部”的培植过程。
在共产专制的运营当中，上级领导觉得那些民族干部，心里有其民族“情绪”、对于本民族持有感情、为民族利益而说话演示、举动，他们就立即把他赶出他们的内部阵营。你如果是一直跟他们保持一致、听他们的话、唱他们的“歌”，那也不信任。让你到了一定程度，就不管你的牛马“功劳”，跟乌兰夫、布赫、乌云其木格、旭日干那样比较高层的，当局就把他收回中央，开始“软禁”，像汉人喂养的猪一样，把你圈在“豪华住宅”，吃喝玩乐，就不让你说话，收回一切权力。最后死了，也许在报纸上有小小的一个角落里发他的最后死亡消息。
    既然这样的培植过程、利用过程、死亡过程，在体制内还是很多很多蒙古族人士，为了成为那些大小狗官而日夜“奋斗”，互相你死我活地勾心斗角、互相揭发、互相告状。当今的那些大小官吏，除了官位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以外他本身的内在心理压力日夜让他很累很累的。比如说，在官僚阶层里他还得保持好距离、为了要保持好他的党性，官场上必须抛弃他自己的人性和民族归属性；应酬上级官员时，必须领上美酒、美女、美餐，表现好他的奴才之性，晚上陪伴“领导”举行夜生活还得表现他的流氓之性；在家里或者普通人之间来往时，还得假装他好像持有人性的一面；跟蒙古族同胞一起吃饭、说话时，还得伪善自己的恶性，说说“我也是蒙古族”“我们都是蒙古族子孙”“我们蒙古族自己不争气”等等迷惑性很强的话语；在金权交易、收取贿赂时，还得保持其黑社会性的本质的一面；在记者、屏幕面前，打扮成胡锦涛式发型，打油、发光、三七分开，不能咳嗽、不能放屁、不能打盹儿、不能随便转眼神，跟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铜像一样，假装成植物人的一面等等，有心理上和行动上的压力和“规矩”。
他必须出卖自己的灵魂，离开做人的自尊，出卖自民族的自尊和利益，践踏蒙古族的利益和权力之上，跟共党保持一致，这样他才有可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由。这些就是所谓“民族干部”的其人、其性、其命。

2， 记者的问题，表漏出了官僚阶层的心虚和对于现实社会的疑心。

    记者问：“如何把握来势，进一步加大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力度？”。这里前提是“如何把握来势”，什么来势呢？是民众起来对于政权的抗议和推翻。因为政府愈来愈黑社会化，捣乱百姓的日常生活，压迫、剥削百姓，抢劫百姓的土地、草场等生产资料，增收教育费、医疗费，打压宗教人士。民众利用法律得到公平的司法渠道被完全堵塞，无法正常生活而站起来反抗。这样的官民关系紧张的局势才是来势。
    “进一步加大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力度”里，表漏出“民族团结进步”是假的；“宣传、教育”是真的；“进一步宣传”是证实了以前所谓的民族团结、民族团结进步，都是假的、伪善的。都属于宣传目的而伪造的，他们的宣传，就是伪造的，指鹿为马的事情。
当局垄断和抢夺了一切自然资源；把蒙古族学校逐步消灭；民族歌曲和歌手逐步汉化；传统宗教逐步迷信化、摸黑、误导；收买并腐化民族知识分子；土地和草场逐步分割；收买学者篡改了蒙古族通史；自己主张人工创造了“红山文化、大窑文化、河套文化”来代替蒙古文化；把蒙古族改称“北方少数民族”；当局在南蒙古地区自己主张挖出了所谓的“文物”，故意证明南蒙古地区“历来是中华文明的一部份”；自己拿着枪杆子（武力）和笔杆子（媒体），跟蒙古族说是“团结、和谐”，要是不“团结、和谐”就给你看看枪杆子，这就是他们所要的“团结、和谐”。
    两个人的团结、和谐的事情是在自由、平等、和平、公正、正义的前提下，经过提取双方的意见和意图才能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一方是拿着枪杆子的抢劫者、流氓，另一方是手无寸铁的幼稚少女，那么这样的双方能达成什么团结、和谐吗？

3， 道尔吉先生回答内容的要害点

    他说：“我市有40个民族，居住着310完人口，少数民族人口158万，其中蒙古族人口147万，是全国、全区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这一基本市情决定了民族关系始终是我市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民族团结始终是我市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目前，世界局势复杂而多变，民族宗教矛盾和冲突此起彼伏。”
    其实不仅仅是民族宗教和民族团结的事情，问题的关键是政府与民众的对峙、紧张状态，他把矛盾说成是宗教和民族团结上，只不过是左右摇摆实事的关键而罢。
他说的“基本市情”是属实，哲里木盟是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地方，近现代史上的不少毅勇人物出生在这个地方，47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里也不少本地出生的人物，嘎达梅林及后来的胡琴夫（高玉莲）、特格西吉日嘎拉也是这个地方出生的。通辽蒙古族中学在校生（高中生）4000多名，还有中旗、后旗。扎鲁特旗、奈曼旗、库伦旗等旗县蒙古族中学的高中生，哪个旗的学生比西部地区一个盟市级蒙古族中学的人数多，有的多几倍。既然当局强制性合并蒙古族，大部分蒙古族把自己的孩子想法设法送到蒙古族学校的。蒙古族人口的相对多数，始终引起当局的警惕。前几年，有一次歌手腾格尔先生来通辽市演出，广告发出以后，数十万蒙古族从乡下赶到通辽市，使得大街小巷都是蒙古族，当局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终于取消了那次演出。因为腾格尔先生曾经唱过几首蒙古族东部民歌以及曾经用蒙语唱过农牧民的心声。还有一次，2003年，琴手齐-宝力格先生和歌手孟根其其格在内蒙古民族大学举行“为贫困学生捐献演唱会”，校方既然批准了这次演出，可是当晚故意“停电”为捣乱，最后让演唱会被移居。
    还有近十年，哲里木盟地区出现了萨满教的复兴，不少旗县前后出现了萨满教传教士，数量不少的博额（Boe Murgul）,受领弟子，传授萨满文化。2007年，内蒙古电视台蒙语台、通辽电视台蒙语编组及科左中旗电视台蒙语编组人们共同采访了科左中旗的一位女士博额（Odgen）---天亮女士。事情完了以后，通辽市公安局数名干警到了天亮女士家，非法绑架她，抓回通辽公安局关押了10天。家属和当地电视台以及内蒙古电视台有关人们的共同努力下，让当事人写保证书、并罚款以后才放人。
    道尔吉先生说：“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民族工作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民族问题以社会生活中一些深层次问题相互交织，引发矛盾的因素有所增加，处理民族问题的难度随之加大。”这是继续改变和“研究”对于蒙古族的控制办法的具体表现。历来的控制办法已经“老化”，太露骨、不含蓄，使得让一般百姓也明白了其幕后，所以他们继续耍花招。当局所谓的“城市化”“工业化”“禁牧”“退耕还林”“合并学校”等等“政策”是属于公然的群体灭绝，公然抢夺土地、连着几个村嘎查弄成“移民”，摧毁蒙古族的生存基础，同时加强当局的愚民宣传，显得“抢夺在先、愚民在后”的现象。原先的办法是“愚民在先、抢夺在后”，首先做好“宣传”、撒谎、欺骗，后而抢夺资源，现在觉得欺骗落后于抢夺。
    另外，哲里木盟近邻是昭乌达盟、兴安盟，南蒙古地区的80%以上的蒙古族居住在这三个地区，按着人口比列跟蒙古国人口相近。这些地区既然清朝时期以来被同化的程度比西部地区蒙古族严重得多、蒙汉通婚、民族价值理念上的畸形发展很厉害乃至传统文化的保存欠佳，但是知识阶层、对付汉人的对策、居住地域的密集性等领域里很优势。当局虽然已经摧毁的差不多，觉得“心安理得”，但是一旦牵涉到这些民众的切身利益被无理剥夺时，他们的勇气还是会依然爆发出来的。
    所以对于东部区，当局始终是深怀恐惧。
    之所以道尔吉说：“我们必须从加强党的执政指正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大力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工作，大力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基本知识，努力在全社会营造以维护民族团结为荣，以损害民族团结为耻，以维护国家统一为荣、以危害国家统一为耻的舆论环境。……”
    他说的话语里很明显表漏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实欺骗、打压能力）已经消退，为了提高其“执政地位”，必须通过宣传、营造等卑劣手段达到其执政“合法性”。把“荣”变成“耻”、“耻”变成“荣”。所以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政府的所谓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都属于地地道道的“营造”而出来的谎言和骗局。

4，道尔吉这样的塌陷民族利益而跟当局合伙共谋的民族败类不计少数，从苏木大书记到“自治区”高层，所谓的“民族干部”都是这样的产生的，也包括大中专院校领域的“民族干部”。他们常常出来说话的景色，都是一种代言人、话筒、机器人的角色。在极权主义国度里，尤其在一个民族利用政府机器，对另一个民族进行蹂躏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里，这些人的铁面无情和多棱形“人格”，也许一时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可是人类历史往往正义战胜邪恶的，是一个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