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rgel

2008年11月14日

注:通辽发电厂  

1，南蒙古地区的严重沙漠化、荒漠化状况，俗称沙化，也可以说黄色污染。那么生态环境的其他污染状况，可分为绿色污染和灰色污染。不管是黄色污染、绿色污染还是黑色污染，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导演权还出自于红色政权。人和牲畜的鲜血染成的红色旗帜泛滥于中国大陆以后，周边的其他民族地区就开始遭到了血腥统治。从孩提时就开始被红领巾掐脖子失去人身自由，所有的人在血色红旗之下以外，神圣的大自然也失去了其发展的规律，遭到了黄、绿、黑色的污染。蒙古自由联盟党 www.lupm.org

   绿色污染是指当局90年代中后期开始提倡的“植树造林、禁牧、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等政策所引导的“绿化工程”。黑色污染，指的是当局提出的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政策所造成的各种大中小企业的排气、排污。

   2，在有民权的国度里，一个政策的提出和执行，涉及到很多问题。首先涉及到这个政策对国民有没有利益，对享受利益者有没有其他负面影响。还得考虑极少数得不到利益者的损失以及个人财产被保护等等基本的常理之下，收集专家学者的研究、讨论，同时利用媒体给公民公开传播，让公民参与、监督。然后纳入国家预算，最后通过参议院、众议院以及国会等投票才可能产生，最后在实行之前还得进一步仔细研究，还配备其他相关条例、监督机制等等的配合之下才可以开始运作、执行。

    在专制国度里，提出一个政策以及其实行，往往没有那么多的配备机制，也没有什么监督机能。表面上看中国政府也有很多专家、学者，还有“人民代表大会”、发改委、政策研究中心等有关机制，可是那些专家学者，大多数属于官方的人，提出意见之前，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这个政策已经“大局已定”，只不过利用专家的嘴唇来摸一摸而已。即使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政治环境和自己在这个“会场”的定位。一方面他们明白几代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命运，另一方面他们已经不是以前的“穷知识分子”、“臭老九”了。他们与政权通过“合作”，这个政权已经让他们得到了应该“享有”的物质生活，利用金钱堵住了他们的嘴，政权把他们向权利拉近了距离，跟官员一起败坏了。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是这些专家学者不像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那样有宗教信仰和独立人格。这些原因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嘴里到底说出什么样的“主意”。之所以人们说，专家一旦被政府御用，就变成“砖头”、学者变成“血虫”、学术会变成了“骗术会”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所谓的人民代表，不是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相反一个个都是上级指令决定的“代表”，他们只能代表上级的意图，不能代表民众的意图。如果各阶层的人民代表，代表了民众的意图和利益，那么中国政府不是专制国家了，而是属于民主国家。专制政权不允许存在民主选举，更不允许民众代表进入朝廷里说话，正因为如此，他的政权才能维持下去。

   中国政府的每一条政策的产生和运作，都是通过这样的“专家学者”、“人民代表”抚摸以后杜撰出来的一种不伦不类的政策。

   3，在南蒙古地区执行的很多政策都是违背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和人类的基本生存规律的。这里举两个例子来分析绿色污染和黑色污染的基本情况。中国政府长期主导的大量开垦农业和对于大量汉族移民到南蒙古地区的默认，导致了南蒙古地区进一步严重荒漠化，煽起每年数十次的恶劣沙尘暴，卷入北京天津以及日本韩国，引起国际媒体的舆论和关注。面对这样的惨剧，中国政府提出了“禁牧、退耕还林、退耕还牧、植树造林”等等政策。我不完全排除这些政策给某些少数地区会带来积极的作用，可是对整个自然界和蒙古民族来说，消极的因素大于其积极因素。把责任推到广大农牧民身上，而且收买专家学者来进一步强化他所提出的这些政策。90年代末期，很多学者的主要结论是“绵羊多了、牲畜多了、人口多了、牧民没有草原的产权、蒙古族文化所决定的”，顶多涉及到的结论是“人为的”因素。恰恰没有人提出当局的政策和策略是主因。到底谁的牲畜多了？谁的人口多了？“人为的”因素里，哪些人是属于主因导致的等问题很暧昧、不清。大家看看那些专家学者的论文就明白的，也有不少蒙古族专家学者亲自执笔的。

    没有弄清楚到底是谁的原因，罪魁祸首是谁也不清楚的情况下，提出了这些政策，回避现实责任。政策已出台，开始大面积造林。从来没有考虑和研究什么地方适合什么植物，什么季节、什么气候，适合什么植物，乱开发、乱种树，反而带来草原的绿色污染。也没有把土质、水质、地形等等通过验收的科学依据，任意开垦种草种树。进入本世纪以后，这些政策进一步恶化或浮华。

   4，大家都知道欧洲人和美国人，大多数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中亚和西亚人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或犹太教，南亚和东南亚人信仰佛教等，而是中国人信仰金钱。尤其是中国当局从南蒙古挖掘矿产资源的同时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把南蒙古地区变成是他们的“粮仓之地”，南蒙古有数不尽的“国家筹备粮库”。河套平原、土默特平原以及东北三盟成了他们的“皇粮之地”。当局最不愿做的事情是绿化工程。因为绿化工程对他们来说是属于“看不见效果”的事情。既然他们说“十年树木”，可是对强制性地盲目追求GDP的政权来说，植树造林是一件“赔钱”买卖，高楼大厦才是能看得见“成绩”并官员发财的“主流工程”。当局不愿意在沙漠上“撒钱”，只不过对付民主国家很幼稚的公民组织几个民间团体，来南蒙古进行义务植树的举措，在表面上扶一扶摸一摸，表现“大国的形象”。汉族的文化里，从来没有保护自然的因素，他们只知道“索取、拿来”，不知道“还给、回报”，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餐厅、饭馆、酒店鳞次栉比，他们只知道“吃”的问题，而往往考虑不到“吃”了以后“怎么解决”的厕所问题。我知道蒙古、日本、韩国的厕所卫生，尤其是日本的乡村和城市的厕所卫生，每一所都比北京机场、上海机场的厕所干净又舒适。在中国餐厅里的喧哗声中和怪味里坐着吃饭，还不如呆在日本厕所里的瞬间的舒适。那么大的国家，说是“崛起”，连厕所问题都不想解决而且也解决不了的一个民族，何能还谈什么“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界”呢。

  5，政府不愿意“撒钱”的情况下，产生了很多在植树造林的名义下，欺骗民众的“植树造林”团体。也利用植树造林的名义，出现了对草原进行绿色污染，掠夺土地的公司、企业。这些公司企业正在进行大面积的污染南蒙古的生态环境，也吞剥蒙古族的土地资源。这里介绍运营当中“失脚”的一所大型“绿化公司”---“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有限公司”。

    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有限公司于2004年1月，在通辽注册成立，也叫亿霖公司。董事长陈相贵、副董事长何庆魁、总经理刘艳英，相关人员有高秀敏（已被驱除人间，进入地狱）、杨澜等大名鼎鼎的“演员、艺术家”，这家公司总部设在辽宁省，称辽宁万里大造林有限公司。在通辽市利用440亩地，建立庄园式公司园景。在南蒙古东部三盟（昭乌达、哲里木、兴安盟），跟当地官员勾结，低价收买农牧民土地，“种树造林”，骗取民众集资入股。几年以后反而高价出售所谓的“已绿化的土地、草原”，从中骗取几千亿的赃款。笔者前几年在东部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时，到处都会看到本公司的铁丝网、招牌、边界牌照，也到处听到蒙古族农牧民对于这家公司的舆论。这家公司肆无忌惮地吹嘘“为民为国、利民利国”、　“万里大造林，利国又利民”，“今天投入2.66万元，8年后回报18万元”等的宣传到处都是，还利用直升机散播传单，利用CCTV和当地媒体大量宣传[1]。各旗县林业局、农牧业局、政府、乡苏木政府大力支持其“发展”，自治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后来这家公司涉及土地面积不仅仅是南蒙古，还涉及到了其他14个省市的土地。

    董事长陈相贵曾在电视剧 《刘老根2》中扮演马书记。 他曾被誉为中国民营造林第一人，曾获“中国改革十大新闻人物”、“中国最具有影响力企业家”等称号。2006年至2007年7月31日，万里大造林向全国405家媒体投入了5000万元，做有偿新闻或广告宣传[2]。万里大造林公司联合小品作者何庆魁和笑星高秀敏夫妇，号称“用５年时间投入100亿元，在长江以北14个省份造林1500万亩”。公司在内蒙古以每亩每年2元至30元不等的价格承包（租赁）土地种植幼苗，或直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林地，再以每亩林地2660元左右的价格出售给买受人。[3]在万里大造林的网站上，2005年3月29日发布了一篇题为《杨澜不了的万里情》的文章，文章写道：“2004年9月3日17时，一架银白色的专机降落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机场。著名节目主持人、2008年中国申奥大使、人们喜爱的杨澜女士伴着爽爽的秋风，踏着幽幽的绿意，悄然来到内蒙古草原，与前来迎接的中国万里大造林集团董事长陈相贵、总经理刘艳英一一握手。作为万里大公司的形象大使，她又将为世人圆一个永远的绿色的梦。”[4]

    据《城市晚报》报道内蒙古万里大造林公司的董事长陈相贵等3位负责人涉嫌集资诈骗，近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内蒙古万里大造林自成立以来，在全国12个省区市成立了100多家分公司，销售人员达9000人以上。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近日决定，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有限公司的涉案林地管护工作由所在地政府接管，林地管护所需费用先由当地政府财政拨付。由于万里大造林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涉嫌非法集资、非法经营等多项经济犯罪，2007年9月28日，该公司董事长陈相贵、总经理刘艳英等多名高管被正式批捕。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为了确保涉案林地不受损失，决定在涉案公司被依法取缔后，由涉案林地所在地盟市、旗县、苏木（乡、镇）政府立即接管，并负责做好林地管护工作。对于管护不力造成树木损失的，将依法追究有关地方领导的责任。[5]公安部最近对内蒙古万里大造林公司逃犯徐树荣发出B级通缉令，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工作，发现犯罪嫌疑人即予拘捕。对发现线索举报人、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给予人民币1万元奖励[6] ……

    6，也许给这家公司撑腰的“靠山”在中央政府里已经垮台，所以当成替罪羊，成了绿色污染的“冰山一角”而被曝光在各家媒体。中国政府的喉舌—CCTV、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代言机构繁殖出来的所谓的“明星、演员、艺术家、杰出企业家”等怪胎，并不仅仅是这些人物。80年代“中越还击战”时期唱出了“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的“著名歌唱家”董文华女士，卷入跟商人赖常青、北京市长陈希同、王宝森等人合伙的“远华案件”。她跟李雪健一样，一直歌唱了党歌，92年小邓进行“南巡讲话”时，董文华为他唱了“有一个老人‘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歌曲，覆盖大陆，红得发紫；著名的“歌唱家”宋祖英女士的跟某大哥的丑闻故事；最近的明星歌手臧天朔与斯琴格日勒的丑闻[7]等等比比皆是。中国政府喉舌媒体用“人工授精所孕育出来的”每一位“演员”的背后，都有一幕幕肮脏的、骇人听闻的丑恶故事。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像类似这样的公司、企业是属于中国政府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亲自导演、培植、扶养的。前些日子在“三鹿、蒙牛、伊利”所发生的三聚氰胺之事轰动了全球，也是如此。万里大造林公司在大中型城市里，公然演讲、传播宣传，利用CCTV和地方媒体公开进行欺骗的力度，比中央宣传部和内蒙古党委宣传部还厉害。还有自治区政府、党委、通辽市政府、党委给他们撑腰，当帮凶，同时给旗县旗长书记“介绍”本公司之“雄厚力量”，旗长书记、林农业局积极配合而造成的。是属于中国政府经常所说的“有计划、有阴谋、有策划”的“别有用心”的举动，是黑色集团和红色集团共同扮演的绿色污染。今天，这家黑公司的几十人被捕，可是那么多的当“配偶”的贪官污吏，还是“伟大光荣正确”地坐在他们的“宝座”上，成了安然无恙的顽石。

   7，另一所介绍的公司是《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梅花味精集团是“从玉米深加工的大型民营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创立于2002年，梅花集团总部位于河北省霸州市东段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下设两个生产基地：河北基地和通辽基地，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孟庆山。通辽基地的具体地址是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离市中心仅十几公里）。注册资金10亿元[8]。

    梅花集团公司跟“三鹿、蒙牛、伊利”集团同样，顺利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HACCP食品安全卫生管理体系认证和ISO18001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梅花味精被农业部绿色食品办公室认为“绿色食品”，“梅花”为中国驰名商标。“梅花味精自2003年入驻木里图镇以来，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解决了当地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为当地解决就业4000多人，为木里图农民订阅二万份《农民报》，并为木里图镇小学、木里图镇中学各赞助50万元和100万元。而且，梅花的环保达到了国家排放标准，并且通过了自治区环保局的验收现在梅花味精又投入了3千多万新上了废水再处理后回用的一套设备，今年建成后废水将基本不外排”[9]……

    梅花集团通辽基地建成经营以后，所排放的废气、废物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严重污染，水质、土壤、空气等三渠道的严重污染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抗和通辽市政府的关注。若走在通辽市街面，有轻微的风吹，那种毒味会让你呕吐、头疼。曾经公司经营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产生纠纷，中国政府喉舌媒体CCTV《焦点访谈》、内蒙古电视台《今日观察》都播放过几次。可是今天为止，梅花集团通辽基地的味精厂仍然大量污染着蒙古族生态环境。笔者2005年、2007年在甘旗卡---通辽市之间坐车路过两次时，那些臭味和毒气闯进车内，使人难受得不得了。出租车司机说：“路边的那个大院就是那所味精厂，这里不能停车，若是他们发现有人在拍照，公司派黑社会打你、骂你甚至炒你家，百姓谁也不敢接近这家公司院，连放牛羊的人也不能靠近”。既然这样，2006年6月1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批准“梅花”MEIHUA及图正式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7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回良玉率中央代表团二分团，“到梅花集团通辽生产基地看望慰问干部职工，与大家共同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10]

    中国总理温家宝、公安部周永康也去过通辽“视察”过，可是他们二话没提，或许他们带了氧气筒，或许他们使用陪同者的嘴唇呼吸了“新鲜”空气，既没有“视察”看见，反而大大增添了这家公司的“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的黑色污染势力。

    以上两家（万里大造林、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在南蒙古地区进行大面积绿色污染和黑色污染的千千万万公司之林的“两颗小树”而已，其他层面进行绿色污染和黑色污染的大小企业、公司、个人、官员，尤其是创建发电厂、造纸厂、塑料厂、煤矿、合金厂等等数不胜数的大小企业将近几千家，好像一群饥饿的恶狼在田野上疯狂地对于无主人的羊群进行蹂躏似的，毫无克制地侵蚀着南蒙古大地。中国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流域建立的高污染性很恶劣的公司企业，在那些地区已经失去了生存空间，所以90年代末期开始大量企业“北伐”，从南蒙古、新疆等地区找到落脚点，从中央找他们的“带路人”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疆自治区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高层官员勾结、合伙、结伴，对周边的民族地区进行糟蹋。我们观察储波、杨晶、巴特尔等官员的举措，就不难看出他们的盗行。

    8，我们回顾过去60年的历史，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前30年（1949-1979）是政治运动，不让百姓好好生活的历史；后30年（1979-2008）是掠夺资源的腐败运动史、破坏人的心灵和破坏大自然的黑暗历史。小邓说“发展是硬道理”，不管是“三鹿五鹿还是蒙牛汉牛”，“会抓老鼠都是好猫”，从小邓的话语里看出，以前共产党没有搞发展，没走好路，没有找到“硬道理”，搞政治运动是属于“软”发展；胡大哥提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自己表明了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社会不是和谐社会，而是反和谐；不是科学发展的，而是反科学、反自然的一个极恶的执政党。

    从共产党的哲学理论来观察，它既没有理性的一面，也没有合乎逻辑的一面；从它的执政理念和历史来分析，它既没有历史合法性也没有执政正当性；从它的官僚阶层来探讨，他们既没有人性的一面，也没有其他人类所具备的共性；从汉族的文化来追寻，汉族人的心灵已经失去了人心的善良的一面，邪恶和恶魔控制了他们的灵魂。人类赖以生存的水质、土壤、空气等基本自然环境，在中共执政的短短几十年中，已经被破坏的极其严重，到了人们开始无法生存的地步。

    共产政权即使土崩瓦解了，其他执政党来领导中国大陆；即使成了民主化体系来运作了，现在已经被破坏的自然界和被毒化的人的心灵，即使利用几十年的时间也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了。对于人心的摧残，也许通过几代人的教育达到一种预期目标。可是对于没有宗教信仰、没有道德约束的、已经道德败坏的十几亿人口的汉族人来讲，那是比上天还难的事情；大自然的恢复、复苏，是需要一个既漫长又很小心翼翼地去呵护才行的事情，可是，对于汉族人来说，这些事情是很难做到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只能建立自己的牢固城墙才能有可能维护自己的传统美德和神圣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