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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lag
一， 简单回顾
1，
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至今，南蒙古地区已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省级行政机构的形式而存在，从此已往的蒙古人自治、自决的权力已消失，被变迁成南蒙古区域性自治的地区。由此之后蒙古人的自治、自决之权力日益萎缩。从1949年之后搁置10年，政府通过土地改革等社会主义改造，原有的私有制生产模式完全被改变，逐步形成了集体所有制。同时对原有的私商、宗教界人士以及民主人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南蒙古广袤的大地上掀起了反封建，建新社会的大运动。与此相应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里也发生了变迁。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激烈进行很多喇嘛被强迫性还俗、还乡，佛像和成吉思汗像被燃烧、被摧毁。学校教科书被换成社会主义新教科书，开始进行了社会主义新形式的教育内容。于此固有的一切的一切都被否定或取缔，其都成了“旧社会的、封建迷信的、落后的”，而建立了“崭新”的社会。党和军队推倒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新建立的“农会”、“大队”“人民公社”、等名词已成了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单位。
2，再搁十年到了1968年，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稳定，在农村牧区的家家户户、各大队以及各学校的墙上都焕然挂起了马恩列斯毛的图像，蒙古人在无意识当中，在家里朝暮跟这些不认识人的画像见面了。历来所信仰的萨满教、佛教等宗教信仰皆被否定，曾经给农牧民治病念经的喇嘛都被驱走，接受无神论思想的教育、培训和学习。于此在草原大地开始流传了关于喇嘛、和尚为主题的“民歌”，从此喇嘛、和尚都被成了“下流、溃败”人的代名词。广大农牧民给大队放牧耕地的同时积极参加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将开始了互相揭发、询问、斗争、强奸、残杀、自杀，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民群众”，他们亲自目睹、亲自体验了此次罕见而奇特的“和平中的革命”。文化界迎来了“草原上不落的太阳”，开始奋笔疾书，写出了以“天安门诗歌”、“党的恩情比海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所有大队、公社皆建立了大小文艺队，唱出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同时南蒙古地域的西部一盟和东部三盟被割断，将其划入了近邻其他省管辖。
从近代开始所建立的南蒙古新型教育制度，在满洲国时期被增建了“国民学校”等教育机构，新中国成立之初也被增加了不少的新学校。但是到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即学校被停课闭门，老师被管制批斗。如此实事给全社会的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以及农牧民，带来了心理上的疑心，他们开始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但是当时又不能说出来，既然在自己家里也不敢出言。
再过了十年，即到了1979年，南蒙古地区又一次迎来了“新时期、新空气”。“怨错假案”被评判昭雪，学校恢复上课，党和政府很“英明”地又一次把人民从水生火热之中“拯救”了。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了党和人民，粉粹了万恶的林彪“四人帮”的反党集团，把人民群众从黑暗的社会里“救出”来，给他们带来了无限“光明和幸福”的新生命、给了“新的幸福生活”。人民群众跟着华主席，对林彪“四人帮”进行批判，迎来了社会主义新高潮。过了几个春秋，社会生产关系又发生变化，农村牧区进行了“农牧业包产到户责任制”，草场、农田被承包经营，开始半私有性农牧业经营模式。一瞬间全社会又回到了1947年以前的经营模式状态。与1947以前相比唯独改变的是其主人，即原来的主人被定性为“牧主、地主、富农”并已经被消失，现全部由无产阶级的贫下中农来经营了生产劳动了。“人民公社、大队”已经开始消失，古旧的“苏木、嘎查”等名词以崭新的名字出现了。原来的纯政治运动气氛迷漫的社会，逐步改变，显示了“新局面”，顿时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革”浪潮。此时文艺界里出现了“伤痕文学”，在过去的十年间，古老的一个民族所经过的不幸遭遇、苦难、伤痕、血泪等，不是在于法律领域里而是仅在文学界里用文学形式表达，而且也是点点滴滴地表达了。物理化学等新内容重新被写入教科书内容里，各大学开始招收蒙古族大学生，从此人类的
“大学生”这个名词在南蒙古地区成了新鲜词语。多数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其的“怀疑”已经被消散，对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恨之入骨，批判他们的反革命本性，热烈歌唱了“党的恩情”，热烈拥护了社会主义制度。他们重新相信了党和政府，并产生了社会主义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队伍和新一代的“民族干部”队伍，全社会执行了有名的“百花齐放”文化政策，跟各族人民共同奔向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道路了。这时候这个民族的“伤痕”还没有愈合，他们带着脓血的伤痕、抱着怨望的心情，满心委屈满身疾病和残废。
转眼间到了1990年，全社会通过“改革开放”、“百花齐放”，果然花果累累，人民群众开始能吃饱喝饱的“新局面”，两千万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上被解决，给人类文明史做出了“伟大贡献”。农村牧区基本普及了收音机，电视机也开始进入了普通百姓家门。每天晚上7点整，人民看到了国家主席的“严肃姿态”以及看到“国际新闻”。现代媒体的出现，拉近了北京与农村牧区之间的距离，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政策”的深入了解给打开了敞门，其进一步深入人心为“打下了结实的基础”。标示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标签--补票、棉票、粮票，从人们的生活中已经消失，农牧民得到不用大队介绍信也能进入城市的“自由”，甚至也有了住旅店等“自由”。南蒙古地区便哺育了又一代知识青年，文艺界也培养出了新一代人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蒙古族年轻一代中，党团员的人数越来越增加，“民族干部”的数量日益增加并他们进入了社会的各行各业工作。与此同时，在知识界和文艺界里，民族意识逐步被淡化，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循序往经济方向倾斜。
期间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地球上对峙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状态已经被结束。“强大而超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顿时崩溃给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信仰崩溃的危机。伟大的马恩列的思想理论终于得到了其必然的结果，德意志民族抛弃了其祖宗的理论，勇敢地推倒了柏林墙，统一了将近半世纪分裂的祖国；魁梧的列宁铜像被从莫斯科红场转移到郊外垃圾场，俄罗斯民族曾经在二月革命时所用的三色旗重新飘扬了莫斯科的广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倒塌给地球带来了更多的蓝色，战胜了原先的红色面图。面临如此的变化，给社会主义哥们儿们迎来了极其严峻的考验。
1992年的“南巡讲话”之后，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从计划经济立刻转移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切价值理念都从“商品化”作为捉摸起点，很薄弱的蒙文刊物、杂志也被卷入了“商品化”浪潮，其数量被大量减少。政府开始消除国有企业，全社会又来了一个“走进新时代”的“美好局面”。政治理论上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变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了1997年，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向钱”进攻，农村牧区的粮库、供销社被取缔，个体工商业、小企业开始踊跃进入了各旗县，而各旗县原有的“乡镇企业局”开始被消失，新兴的“发改委”到处“招商引资”。
其中很多国有企业的财产被流失，农村牧区的粮站、供销社等很低价很轻轻地入了个人家的腰包，迎合了“先让一部分人发财”的政策了，与此同时乡下也开始出现了腐败现象，其拉开了贫富差距。随着旗、苏木、嘎查的“合同”、“税项”的增加，每个嘎查（村）的嘎查达、书记、会计等三个家庭的灰色收入迅速增加，其三家首先改建了新瓦房，农村牧区也产生了生活差距。为了减轻“国家财政困难”，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也开始进行“商品化”，同时税务要执行分割制，建立了国税、地税两个收取系统。这样中央政府开始汲取了全部社会资金，各旗县政府开始新的“办公楼”和新的“宾馆”了。这样几十年间，老百姓用辛辛苦苦建设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财产，转眼间进入了“极少数人”的挎包里了。
曾经所提倡的“发展乡镇企业”、“党政要分开”的政策已被取消；原来被“挟着尾巴逃跑”的“资本主义”，反而拿着钱包“被请回来”了；原来打倒“地主富农”的“干部们”，翻身成了“老板”、“投资商”等新名字，进入了南蒙古大地，开始建立了种种企业、种种矿产的大潮。刚开始用的小型吊车、起重机、挖土机、钩土机，逐步被“发展”成重型货车、长龙火车。农村牧区从乌烟瘴气的状况被变成“浓烟滚滚、货车成群、火车连绵、遍地开了煤矿之花”了。
进入新世纪之后，因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的被商品化，农村牧区的孩子们上学遇到种种困境，医药费、治疗费的猛涨给他们带来了曾经未有的困境。人类产生国家政府以来，不管是王朝还是现代国民国家，政府的主要任务由两大因素组成，即须要完善公民的教育和医疗。前者是以精神、灵魂上改变每一个人；后者是从肉体上把人以健康地生长。因此每个政府必须为了以这两大因素来引导所有人，政府要投入资金建立公共设施，让民众谋幸福而努力是天经地义的任务。若其反必发生社会动荡或起义、革命。在南蒙古地区，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已经成了政府的“创收”项目，其结果假药泛滥、假文凭满天飞，百姓持病难治，子孙上学遇到困境。随之而来的是“城镇化”、“合并民族学校”政策，让又一部分人下岗（失业）流浪。执行“城镇化”之后出现了“移民村”，很多民族学校被合并以后又出现了“保姆村”。很多老人为了其子孙上学，在旗县城镇租赁房子，给子孙做饭看护而必须“当保姆”。随着社会的惯性发展，农村牧区有了摩托车、三轮车、四轮车等简陋机械化，其又挤出了一部分劳动力而使他们自然流入了城市社会。与此相反，城市金融通过“老板、投资商”的个人能腰包，踊跃流入了农村牧区，盲目开发山川河流，污染了水质和空气。近几年，在南方已经被强制性停产的中小型高污染、高放量的企业队伍，争先比后地往南蒙古地区进军，各找到其落脚点，开始肆无忌惮地污染了当地生态环境。
经济结构和经济模式的畸形发展使失业率不断增加，贫富差距日益严重，普通公务员至大小型官员没有几个不腐败的。假货假药有毒食物覆盖了整个社会，再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因素激化了社会各种矛盾，并愤怒了大多数平民百姓。
3，
1947年以来，（*利用了官方语气）党和政府执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较果断地举行了土地改革，取得了圆满成果。打倒了牧主、地主富农及坏分子，对其进行该杀的杀、该惩罚的惩罚，进行整肃并没收了他们的家畜、土地、房屋、被褥等财产，把那些财产均等分给了贫下中农。尔后对农村牧区成功地组织了互助组、人民公社，还搞了一场“大跃进”运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目的，于此基本上稳固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政治方面，土地改革之外，通过1957年的打“右派分子”运动和1964年的“四清运动”，基本上排除了资本主义的毒素和封建主义的旧思想。还通过文革运动挖清了“新内人党”，但是林彪“四人帮”等反党集团，把这政策夸大、扩大化了。既然如此我们事后已经纠正了错误，重新评判昭雪了。1981年之后，随着三中全会精神的深入人心，农村牧区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执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于此农村牧区走向了“小康之路”。
1992年冬天开始进一步深化了改革的步伐，走向“商品经济”、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方针，同时“往西部进军”，执行了“西部大开发”政策，于此使内蒙古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发挥了其经济优势。1997年之后随着改革的发展，对于教育和医疗卫生机构进行了改革，大大减轻了政府的压力。尤其“税分制改革”以后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显上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加了学习党的“三个代表”先进思想教育，各自提高了对党和国家的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和认识，也提高了各自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大家积极响应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团结之花绽开之际迎来了自治区建立50周年大庆。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党的新一代领导班子的领导下，内蒙古地区出现了崭新的景象。不少农牧民已经离开以前所居住的农村、牧区，逐渐进入城镇，新毕业的大学生就业率每年保持70%以上，每年经济的GDP总数已打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直辖市的前茅。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的工作当中，民族地区的广大党员干部的努力工作之下，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旗）、自治区级贫困县（旗）连续摆脱了贫困。全区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95%以上的地区已进入了华北、东北电网，移动通信个体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的使用率日益增长。
当今，全社会要学习“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和“八荣八耻”精神，以“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基层嘎查、村的选举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下顺利进行，取得了农村牧区人民的满意。也培养了又一批“民族干部”队伍。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特区”的政策下，全区各盟市、各旗县针对各自的不同特色和不同优势，各自举办了诗歌比赛、街舞、秧歌、图书室、文艺演出、那达慕等不同活动，丰富了城镇和农村牧区的文化生活。不少农牧民已经高高兴兴地入住了城镇，并拉动了经济内需。
在第11个5年计划中，内蒙古自治区的交通得到了飞速发展，省级通道、盟级通道等高速公路的公里数，填补了解放之初空白的状况，各旗县、苏木乡之间的通道进一步完善，达到乡乡通路、村村通路的美好景象。以内蒙古大学为首的自治区各大院校，每年成功地举办了国际和国内学术讨论会，提高了自治区的国内外的社会知名度，全区的学士生和硕士生以及博士生的毕业人数进一步曾张，尤其博士生的毕业人数，占总人口之间的比率达到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前茅。以呼市包头和鄂尔多斯为形成的金三角经济特区的煤炭开采量已经超过了山西省，进入了全国第一位。
二， 锡林郭勒盟发生的事情所辐射的相信与疑心之间
1，2011年5月，在南蒙古锡林郭勒盟，发生了当地牧民与企业开发商之间的冲突事件，引起了不少地区牧民、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和维权运动。除了锡林郭勒盟以外，还涉及到了呼和浩特、赤峰、通辽、海拉尔等地区。事情发生之后海外媒体很准确、公正地报道了此事事件的发展情况。主要报道的新闻和人权机构是以居住在美国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为首，大赦国际、记者无疆界组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澳洲中文广播、蒙古国雄鹰电视台以及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同时大赦国际、南蒙古信息中心等人权机构给当地政府和中央政府发信息，谴责当局对此事的强硬态度并提出及时要调整对于南蒙古的各项政策。各地民众在事情发生当初利用手机、网络论坛、博克、QQ群等媒体上瞬间传达，但是几个小时之后网络、电话、手机等被发生“通讯阻碍”，被封锁监管。南蒙古各大城市驻屯了解放军和武警，政府不断增加警察人数，并动用军用装甲车、新型阻拦车。在各大院校、蒙古族小学以及初、高中校院外，警察24小时巡逻还用装甲车看守，解放军第三十八师驻屯呼和浩特市、沈阳解放军也驻屯了通辽市，全社会弥漫恐惧，军队武装警察要全部武装，好像将如临大敌的“新局面”。
2，此事与1981年所发生的蒙古族学生运动相比，此次事情将被迅速传播了全区各地和世界很多国家。在1981年南蒙古地区还是属于利用传统通信信息设备的时代，所以那时没有能即时往海外传播的条件和可能。尤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情，基本在各自的大队和公社等很小的地区范围内旋转，没有今天这样的有利条件和被传播的可能性。此次事件主要是通过移动通信和网络设备被传送到本地区之间以及海外。另一面在海外工作或学习的蒙古人，尤其在海外的南蒙古民族-民主势力和组织，事情发生之后即时响应着事态的发展，与内部民众积极密切地联络，即时得知事态的发展同时在海外宣传或号召了海外蒙古人，让他们理解了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在世界各地区努力组织了游行示威和宣传等抵抗活动。还有不少蒙古人参加了去中国驻各国大使馆门前静坐的活动，还往中国使馆提交了抗议书等抵抗活动。内外部的活动姿态以及人权组织的共同压力之下，大大减少了此次事件中被牺牲的人数和被迫害的人数。在中国社会生活过的人对于这些道理应该都心知肚明的。民主、自由之权力并不是轻而易举能入手的简易事情，其不相跟天打雷就要开始下雨那样看得见摸得找的东西，人们必须要通过勇敢地努力奋斗，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享有的权利。有时也许付出更大的代价和牺牲才能感觉到的。没参加抵抗运动者或者已参加过的每一人，不要低估此次抵抗活动的重要性。在海外的此类活动，如参加者人数多了一个，那么在内部地区就少一个人被迫害的，这已经成了当代政治运动中的一个常识了。
4，关于此事发生的主要原因，上面已经简单陈述了。每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模式之间必须相互匹配，如果互相不搭配，其将很容易导致发生各种社会矛盾，甚至发生社会演变或发生革命的。大陆经济模式从计划经济转移到“商品经济”之后，跟其政治制度之间产生了矛盾，而且中国的经济模式主要依靠外资，技术性开发型经济很难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和产权保护。因为两者之间不配合而导致各各环节之间也产生矛盾，监管监督检测以及执行法律等领域也发生了各种漏洞或错误，其恶果将辐射到了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各级行政机构里。再加上教育内容的古怪和全社会信仰的空白而导致整个社会道德的滑坡或败坏，使人性中的良性因素将低俗欲望或野蛮方向发展，使人性中的恶性因素占领或支配了其良性因素，野蛮、暴行、无知、丑陋皆被变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诸如此类的辐射因素弥漫了整个南蒙古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阶层，水质空气的污染、草场的荒漠化、肆无忌惮的矿山开发以及有毒食品的泛滥、假货满天飞等等现象；土地买卖的狂热、失业率的上升、医疗和教育所需要的费用的不断上涨等等。还有十年以前所做的“教育改革”的弊病，近几年正好浮雏了“新一代产品”，其结果在社会上显示出种种怪象，文艺界、知识界和研究领域的道德败坏以及年轻一代人的庸俗无知等等状况。
5，早知今日的如此惨境，何必有当初呢。历史学不许用“假如”等词语，可是现实当中有些论说往往必用此词。当时如果不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反而继续维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同时继续搞各种政治运动，向古埃及国王学习、向斯塔林学习，不顾人民的死活或幸福，那么这个社会早已按照其自身应有的发展规律，出现或发生了其应有的变革和变化。要么提出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于与此相配地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即所谓的“第五个现代化”--政治体制也要现代化。可惜哪个也不是，其结果哪个也没成功。建国以来的前30多年间，一直否定、禁止或抛弃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私营商行”等私有制经济，但是之后提出来的“改革开放”，把那些曾经的“最不好”的东西都挪回来填补了“社会主义的千疮百孔”，那么发生矛盾和摩擦是属于社会的自身规律而决定的，也属于其自然法则。最近在温州发生的“新干线”很成功地飞进地狱的事件和上海地下列车碰撞的事件，跟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所发生地的矛盾很相似。日、德、英等各国各有其快速列车，但各国都有其相关的配套设备，既各国都有自己制作的车辆和与其相配套的控制软件系统，而且各国都为了保护各自研发的知识产权，设计了不同规格和不同配置的产品。而中国从他们进口的车辆等硬件设备中，三国制造的车辆均在，但是为了简约资金，须要用自己研发的控制系统设备。结果自国研究出来的控制系统，都不跟那些设备相配套，于是导致了鸡飞蛋打的惨重状况。不过“盛世贵国”的人口数量很“强大”，那个民族的文化本身也存在着很多“不相配”的劣根因素，众人追求“非暴力”反而被暴力支配，历来人命不如狗命的“五千年”吃人文明，只要给“金银元宝”，死了多少人都觉得无所谓地继续咽下去“血馒头”，继续唱“大民族主义红歌”走进“新时代”走进“新延安”。
6，从以上叙述可以察觉到，60多年间南蒙古人对于党和政府的认可程度可以概括为相信、准相信、全部相信、疑心、再相信、再怀疑或再不相信等演变的历史过程。这些演变过程是由对方的演变而被决定的。譬如，当初的“左倾错误”开始，后来的“右倾错误”，又变成“左倾错误”，甚至
“拨乱反正”、“评判昭雪”，尔后“永远正确”了。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南蒙古人在“相信与不相信”、“认可与不认可”之间徘徊。除了“始终不相信”和“始终相信”的少部分人外，其余的大部分人的思维模式基本相同的。上世纪80—90年代之间，“相信”的概率达到最高潮，从此之后其一直被滑坡。当然一部分人以及其周围的人们得到了改革开放的利益，口头上或心理上也许说出“相信”之词。
在锡林郭勒盟发生事情之后当局高度紧张，把事情牵涉到蒙古中小学至大学校园以及各公务员和各企事业单位也被包括其中，把所有的行政、企事业单位的蒙古人都被牵涉到圈内，都被管制在本单位办公室或者被管制在校园里，这些解决问题的举措引起了众人的不满，反而引起人们的怀疑，同时失去了永恒的相信。其实此次发生的事件跟中小学生根本就没什么“因多关系”，其军管、戒严的目的是给众人表演其野蛮、无知、愚蠢、粗暴的本性，另一面也暴露出其自身多么的软弱和极度的虚伪。如此姿态更刺激和伤损了不少蒙古人的内心，同时失去了曾经“兢兢业业”工作的“民族干部们”的信心。不管政府或个人，社会的每个组织须有通过以人的双手和思维才得到其具体化或被完成的，于是才能达到其最后目的的，国家机器也不列外。整个南蒙古社会，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以及党、政府，根本没有多大的什么“相信”。不要说平民百姓，连体制内的科局级干部、处厅级干部也是为了养家糊口、工作工资或者是为了继续得到瞬间的腐败的机会，将自己的“真面貌”藏在心里过着日子的。极少数人或者一辈子给“老老实实”工作的人，很幼稚地把希望放在上级政府，哪一天会出来个“明智的领导”，于社会的诸问题、诸矛盾将得到应有的解决，走向比较公平公正的社会发展。但是当局对于本次事情所采取的各种举措，反而其失去了更多人的信心，把他们的很多“民族干部”往民众的立场方向推移，将把自身进一步孤立与民众，漏出了自身原有的本性。
刚刚进入本世纪时，随着权贵社会的不断糜烂，人们的价值理念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里。与此同时南蒙古人的民族意识已经被淡化，独立自决民主人权等名词已经被置之度外了。新一代年轻人已经忘掉了嘎达梅林、新喇嘛、文革等历史记忆，甚至81年的学潮和哈达的事件也不知道了，在浮躁的迷茫中挣扎生命。中年知识分子也没有兴趣谈论这些事情。尤其对政治运动、民族问题、示威游行等概念跟他们已经疏远了，南蒙古社会相似一面平静的湖泊。当然这些状况形成的因素在于教育内容和媒体的引导，甚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控制和支配这些因素的指导思想上。牧民莫日根的生命和热血，即时点燃了与其邻近的牧民们的勇气之火，也点燃了整个南蒙古地区的愤怒之火。其实在南蒙古的社会中几乎每天都有非正常死亡的贫民百姓。比如，在矿井下的瓦斯爆炸、有毒食物、医院的为了“创收”而发生的各种误诊、土质水质空气等三维空间的严重污染等等，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让人置于死地。在农村牧区患癌症而死亡的人数，近十年也成了“国家秘密”，没有一位学者或专家，敢对其进行调查研究。还加上对维权人士、民族人士的打压和折磨而死亡的人也不少。因为很多消息被封锁，很多案件被与外部世界相隔离，因此很多人的死亡仅是一棵香烟之火，不是当年的“星星之火”那样“燎燃大地”。莫日根的牺牲如果没有他周围人的觉醒和勇气，也是与往常一样无人问觉，那片土地也是“安然无恙”地继续被蹂躏下去。通过此次事件，人们才开始察觉到只要有勇气站起来抵抗和奋斗，就能达到一定程度的目的或获一定程度的成功。同时刺激了一部分体制内的“民族干部”，给他们觉醒的空间、反思的空间，并打碎了他们的“极左顽固的思维模式”的继续蔓延。
政府方面也发生了“相信与疑心”之间的转变。内蒙古自治区于1958年被评为全国“模范自治区”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文革屠杀，消弱了民族主义分子的势力。从1980—1990年之间比较“心安理得”了，其间既然发生过1981年的学潮和1995年的哈达事件，那么通过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和各种宣传，把蒙古人的心情牢牢稳定下来了。与此同时趁着机会更加快速、更大程度地掠夺当地各种资源为，给“国家经济发展奉献出力量”。通过此次事件的发生以及对此事的平息，当局重新认识了“北国屏障”--南蒙古地区，并开始重新调整了对南蒙古的各种政策。对内大量印刷人民币，往牧区“撒钱”，免除民族学校的书费和学费，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同时对外进行收买蒙古国政府官员等丑恶“外交”，将企图蒙古国政府来指控南蒙古的民族民主势力。如果以后南蒙古发生什么事情，将采取西藏和新疆事情一样“同等处理”，取消原来的“模范自治区”。这样当局与南蒙古群体之间，双方的信任度都发生了不少程度的、复杂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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