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雅古特

  2009年1月29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Chinese Soviet Republic）是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7日）建立于江西省境内的一个武装割据政权，其首都是瑞金。
这也是中共执政和领导的第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有点不三不四，它是在中华民国领土上产生的“国中之国”，没有法统地位，从中华民国政府来看，它是个匪贼之朝，因此，被中华民国政府视为“共匪”的武装叛乱。
如果套用中共一贯逻辑和言辞，它应被称为“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坐大”，故按“成者为侯败者贼”的中国传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得到正面肯定至今，成了中共的“光荣历史”之一。
1934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中华民国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被迫撤离瑞金，在原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办事处”。1935年，中央抵达陕北后，11月在陕北成立“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937年（9月6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此自告寿终。

（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此不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性质等问题如何，单就其所规定的有关民族问题的立法条款来看，确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四条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引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见《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集）》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5年，北京，P.23）
此条款体现了中共当时所倡导的“民族平等”口号，它起码对蒙古、藏等民族做出了某种姿态，这对处于被压迫地位的蒙古族、藏族是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诱惑力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甚至更明确地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见《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集）》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5年，北京，P.25）
在此，中共以法律形式，第一次明确地承认了蒙古、藏等民族的自决权和独立权。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假如中共后来也一贯坚持和实施这个条款，今日中国国内就不会产生如此尖锐复杂的民族问题。
问题是在中共建立的专制政治制度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即使有宪法规定，也不可能得到实际实施而合法地解决民族问题。
后来中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了蒙古族、藏族的独立自决权，只承认了一个自治权。因为中共一贯地言行不一，朝令夕改，朝三暮四。
中共在大陆掌权以前，用这些“自决权”和“独立权”来对蒙藏等民族进行号召，使之跟共产党走。中共在延安时期，也是用承认蒙古民族的自决和独立权利等口号来吸引蒙古人的，毛泽东的“三五宣言”即是其例之一。
但是中共一旦在全国掌权而“称王”后，就翻脸不认民族自决和独立了。如果中共是一个人，再没有比这个人更恶劣的、不守信用的食言者。
如今，中共动不动就给蒙古、藏、维吾尔等民族扣上 “民族分裂主义”大帽子，以作为任意打压的理由。岂不知，中共自己曾是“民族分裂”的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