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雅古特

  2010年07月28日

  
——总理周恩来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内蒙古“文革”的？

一、一位少女

1968年8月，年仅16岁的北京知青周秉健，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来到了内蒙古阿巴嘎旗伊合高勒公社纳仁布拉格大队（Abaga qosigu, Yehe-Goul sumu, Naran-Bulag barigada）安家落户。她是北京西单南第33中学毕业生。与她一同下来的北京中学生竟有300多名男女。
周秉健出生于1952年。她是周恩来亲弟周恩庆(?，“文革”时他已被捕坐牢”)的女儿。周恩来夫妇膝下没有子女，幸有这一个可爱的侄女周秉健，周恩来很喜欢她，把她叫做“小六”。周秉健叫邓颖超为“七妈”，因为周恩来在兄弟之中排行第七，但不知何故，她叫周恩来只呼“伯伯”，就不叫“七伯伯”了。
她，一个生长在北京高干家庭的“小公主”，小小年纪就来到内蒙古牧区。而当地的自然气候酷烈，生活方式不同，语言文字不通。这种环境，对她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她能否适应当地生活？对这位“小公主”来说，这还是一个大挑战。
然而她终于适应了蒙古高原的生活环境，并初步学会了蒙古语，和当地蒙古牧民打在了一起，就比较长期地住了下来。说实在，她能够做到这一步，也是很了不起的。
周秉健后来上内蒙古大学学习蒙古文，和蒙古男子结了婚，还取了个很“铁”的蒙古语名字，叫作“特木尔其其格”（Temur-Ceceg），意为“铁英”。“铁英”几乎成了铁木真后裔的蒙古人了。当然，这是后话。

二、一封家信

至1968年7月，几乎与周秉健来到内蒙古的同一个时间，内蒙古“文革”掀起了挖“内人党”的风暴，狂风刮遍了草原，“叛徒”挖到了牧民家。阿巴嘎旗蒙古牧民当然也没有幸免于难。在周秉健周围，到处都是“黑帮”、“叛国集团”和“民族分裂分子”。
平时，蒙古牧民是心地善良的，这一点周秉健还能看得出来。但是这样坦率至诚的蒙古人，为什么一下子都成了“反动分子”了呢？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周秉健，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她每隔半个月写一封家信给“伯伯”周恩来和“七妈”邓颖超，她在信中直述她的所见所闻和她周围所发生的挖“内人党”惨状。
大约到了“文革”末期，人们就传说，周恩来总理正是从周秉健的这封家信中，才了解到内蒙古挖“内人党”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于是他下文件制止了内蒙古的这场杀人运动。
这种内情，外人绝对不知道，其中有关消息，还是由周秉健本人透露出来的。自从周秉兼写信之后大约过了十来年，那时周恩来已经去世，周秉健在一次和她“七妈”邓颖超的一段闲谈中才了解到，自己在十年前无意中写的一封封信，在为结束蒙古人的灾难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于是她把这个消息说出去了。
随之，周秉健也成了蒙古族家喻户晓的救难“女神”，她成了全体蒙古人所感激的对象。因为如果没有她的家信，“内人党”不知挖到何时，不知死了多少人才是了呢！
然而，周秉健本人还非常谦虚，并不以“救星”自居。她说：信是她写了，但是她不是自觉地和有意识地反映问题，总理是看了信件之后，自己分析出了问题的严重性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说，当年真的下来了一个中共中央1969年24号文件（俗称“5.22”指示），它制止了挖肃。这件事对蒙古人来说，总算是值得庆幸的。

三、一个民族的命运

问题是，当年蒙古人在挖“内人党”问题上也不是没有反映过。相反，蒙古人的投诉信，犹如象雪片似的飞往北京，很多蒙古族干部也亲自出马到北京找有关部门上访。然而，整个一个蒙古民族的喊冤声，对中国来说，还不如一个高官家出身的、尚未成年的少女在无意中写就的一封家信那样有说服力吗？
当然，事情背后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周恩来一个人看了一封家信，就可以作出一个决定的。但至少从形式上看，一位少女的家信可以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这种事情的发生和存在，在绝对独裁的“红汉王朝”体制下，也并不全是神话。
幸亏当年周秉健女士的家信真实地反映了蒙古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如果不是这样，而万一她是一个“阶级斗争”观念强而“爱国主义”觉悟高的人，她给总理报告说“蒙古人都是叛徒”，那么诺大的一个蒙古民族在当年的运动中都被杀光了吧？
挖“内人党”是内蒙古“文革”最大的事件，当年不少“朝廷大人”肯定也都是耳闻过的。然而，做为总理的周恩来，竟至于从子女的家信中才能够了解到内蒙古的下情，这一事实的本身，或者这一传闻的本身，意味着一个什么呢？
也许，在控制着上十亿人口的“红汉王朝”独裁者们的眼里，所谓的“少数民族”是全被屠杀了也无所谓的对象，只不过是他们的“侄儿侄女们”因为与“少数民族”有了些瓜葛，便替他们“向朝廷苦苦求情”，红朝大人们这才感到亲情难却，这才对蒙古民族发下了“恩赦之令”的吧？

目前在内蒙古，上级政府对蒙古牧民长期实行“禁牧”政策，对牧民草场下的地下资源则采取“圈地”策略，加之干旱连年肆虐，草原赤地千里，蒙古牧民已经被逼到家计难维、纷纷破产的地步。象当年“内人党”案那样的全体民族的灭顶之灾难，在这个民族之头上又一次地降临了。
可惜，现在“北京知青”们不会再来内蒙古了，即使来也象周秉健那样的高官子女也绝不会来到牧民中间，内蒙古人再也攀不上“皇亲国戚”了，他们的发自生存本能的呐喊之声，再也没有人传达，更是没有人聆听了！
但也不用悲观，人不听，天听，因为那实在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呼唤，而倾听互换的救难女神不再是“公主”……。

[本题注]关于周秉健家信的参考文献：
（1）S. Sereb:“Amidural-un jam-iyar — Jeu yerunghei sayid-un aci uvhin Jeu Bing jiyan-u uvile ajilaga-yi temdeglegsen-ni”, 《S. Sereb-un nayiragulul-un songgumal》, Undusuten-u heblel-un horiy-a, Begejing, 1988, pp.76-89. （舍力布：“在生活的道路上——记周总理侄女周秉健事迹”，见《舍力布散文选》，民族出版社，1988年，北京。）
（2）图们：“来自草原深处的家信”，见图们、祝东力著：《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北京，pp.233-234。
（3）凤凰网转告：“周恩来至亲女儿周秉建：远离动荡下乡内蒙”，见下附文（有删节）。

【附录】周恩来至亲侄女周秉建：远离动荡下乡内蒙
2008年07月21日 16:11凤凰网专稿

邓颖超不愿让周恩来带侄女上天安门
解说：内人党冤案导致了内蒙古36万4千多人受牵连，其中1万6千多人被整死，8万多人被批斗致残。
十多年后，周秉建才从邓颖超的一次谈话中了解到，周恩来确实是根据侄女来信，得知了内蒙的情况，然后敦促中央派人调查此事，制止了冤案继续。（中略）

通过侄女家信周恩来制止“内人党冤案”
解说：周秉建初到牧区，正赶上内蒙古自治区，搞与所谓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有关的，内人党的冤案。（中略）
1968年2月，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搞得整个自治区人心惶惶。
周秉建：我们插队这个地方的牧区，你看我们是三十多户，当时给我们介绍情况，介绍政治情况，我们这个队只有三户是好人家是红色的，其他都是黑色的，都是乌兰夫黑线的人物，都是他们的，乌兰夫黑线的这样的人家，当时你说我幼稚吧，真是不成熟，现在小孩一说可能都明白，到老乡家就说，他们家是黑线人物，我说黑线在哪儿，到处找黑线。
周秉建：就没往政治上想，当时这个运动搞得非常厉害，我刚才讲的写家信，当然是自然的了，除了生产生活以外，你肯定还要谈到，我们这个当地的运动是怎么怎么搞的，是如何如何进行的，给伯伯七妈写信的时候就讲，我们大队有多少多少三十几户人家，然后只有三户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家，都是乌兰夫黑线上的人，然后怎么着，就觉得好像也不太明白，当然伯伯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他还是这么丰富的革命经历，他一下子就看出来这内蒙在搞冤案。
鲁豫：等于他从你的信里面，知道内蒙很多真实的情况？
周秉建：对，后来中央做了调查了解，然后又召开会议，最后中央下了一个，“5。22”（5月22日）决定，就是在内蒙古自治区，要停止扩大化这个运动。
鲁豫：你当时一个小孩，你什么都不懂，在无意之间，间接帮了制止了一场运动？
周秉建：对，对。所以当时人们都传，说牧区有个插队女知青给总理写信，反映牧区的情况，反映内人党情况，所以内蒙古，尤其是蒙族老百姓，不管是干部还是老百姓，都觉得还事儿好像功劳是我的，我说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事，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虽然我写信，但是我没有说，专题汇报等等，这没有。
鲁豫：但是最后结果是好的。（附文完）